韋廉斯以泰龍的堂弟魯邦代表若失塔法立主義精神。他曾對一心追求成功的泰龍說道：「想飛，就得拋棄那些齷齪的累贅。」但魯邦是個失落的落失塔（Rasta）。他雖有音樂的天份與政治思想，卻玩世不恭，被溫士頓斥為牙買加同胞的恥辱。他更耽溺於賭博，為齷齪的金錢所累。魯邦最後雖然力圖踐行若失塔法立主義，為反抗資本主義剝削而拒付債務，但因之反遭射殺，終至喪生於他所鄙棄的巴比倫。

    被魯邦譏為「巴比倫吸血鬼」的溫士頓是白人資本主義的信徒。溫士頓以經營酒吧及高利貸生意致富，並成為社區的領袖人物，恰巧符合「美國夢」中白手起家成巨富的情節，也是移民的集體夢想。他也是泰龍的「代父」（surrogate father）。溫士頓對泰龍的教誨洋溢父權及金錢色彩，充份顯示巴比倫物質主義的意識形態。但他下令謀殺魯邦的決定，顛覆其成功典範的形象，暴露唯物思想的泯滅人性。

    夾在魯邦及溫士頓、親情及物慾中間的泰龍，其力爭上游的成長故事步步維艱。泰龍的父親本是牙買加工人運動領袖，卻因加拿大的種族歧視而酗酒淪為廢人，泰龍因而向外尋求父親角色，以溫士頓的成功建構其「加拿大夢」。片中泰龍對於「成功」的定義，完全以物質的意符表達，如稱頭的衣飾鞋子，乃至溫士頓的莊園不動產等等。韋廉斯以泰龍換裝成為討債者的場景，批判泰龍僅僅追求外在的成功感。其景中泰龍面對鏡頭梳理打扮，彷彿以鏡頭、甚至觀眾的視域為穿衣鏡。泰龍這種自戀式的沾沾自喜，指射其夢想徒然淪於視覺表象。片尾泰龍承認無法忍受鏡中自己的影像，呈現其外在成就感之幻滅。泰龍的美夢也因魯邦的遇害變成暴力的惡夢。成長的代價是鮮血；成長故事的結局卻是無法成長的覺悟。

    《心靈生存者》聚集於黑人男性的掙扎，對於黑人女性的描述相對地顯得薄弱，只有泰龍的祖母與女友安妮聊以代表。於黑人文化、文學中一向做為重要精神指引的祖母角色，於本片中也黯然失色。泰龍的祖母在出現的寥寥幾場中，被塑造成終日求神拜佛、玩樂透彩、冀望攢錢返鄉的老婦人，完全喪失精神層面。做為社工的安妮代表成功的中產階級黑人婦女，因其職業之成就，反被泰龍指為疏離同胞的圈外人。片中安妮除了襯托黑人男性的挫折及扮演愛人外，無甚作用。而性愛場景幾乎為可視為男性成長故事模式中的老套。值得一提的是泰龍借用亡母寫給父親的情詩向安妮求愛。女性文本遭到剽竊、女性意識遭到壓抑、為本片令人遺憾之處。

    除角色的刻畫及視覺的營造之外，韋廉斯更採用音樂文本表達影片的政治意識。他於多次訪談中提及源於牙買加下層社會的雷鬼（reggae）音樂及其大家馬立（Bob Marley）對本片深刻的影響。混合多種民族音樂的雷鬼，代表牙買加多元/多源的混語文化（creolized culture）；其充滿反殖民、反歧視的歌詞，也表達若失塔法立式的政治抗爭思想。因此雷鬼在《心靈生存者》除了做為背景音樂之外，更象徵牙買加移民的文化屬性及反抗種族歧視的聲音。

    音樂文本在《心靈生存者》的政治意義於片尾最為彰顯。韋廉斯以馬立的「救贖之歌」（Redemption Songs）代表自由意識，並帶來希望及生存的正面訊息。誠如歌詞所言，「將你的心靈從精神奴役中釋放，只有自己方能自我解放。」對於韋廉斯而言，能於一九九五年拍攝《心靈生存者》，使之與佛哥（Clement Virgo）的《無禮》（Rude）同時成為加拿大影史上首度出現之黑人劇情片，並雙雙受到坎城影展青睞，可說是為加拿大黑人影片以及自身電影事業立下重要的里程碑，也是他解除「精神奴役」的對抗策略。但是泰龍的「生存」果真有意義嗎？「救贖之歌」中提及先知遭屠殺，而族人只是袖手旁觀。魯邦或許可做為若失塔先知的代表，但也只是「殘缺的先知」（prophet mange）。失去代表精神層面的魯邦，並遭到「父親」溫士頓的擯斥，身陷多倫多的泰龍依然失根失業，終究只能算是巴比倫的「倖存者」（sole survivor）。